日前某人力銀行調查，高達百分之六十七的中高齡上班族打算退而不休；勞動部長何佩珊也強調，希望中高齡勞動力每年可以增加十萬人，三年後將中高齡勞參率衝到百分之七十。其實，台灣不僅中高齡勞參率偏低，婦女勞參率也落後其他主要經濟體，但產業界卻年年大喊缺工。政府和產業界應共同找出可行對策，導引中高齡及女性勞動力在職場發光發熱，共創多贏局面。

相較於南韓、日本、新加坡，台灣中高齡及高齡勞參率低了不少，而且年齡越高差距越大；以二○二二年為例，四十五歲到四十九歲組，台灣雖較日本、新加坡低四個百分點，但比南韓高四點八個百分點；但是五十到五十四歲組，台灣就落後於這三國，且比最高的新加坡低了十一點四個百分點；六十五歲以上組，台灣僅剩百分之九點六，而最高的南韓還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三。

旨在提高四十五歲以上族群就業率的《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》實施至今已三年多，勞動部結合其他部會資源推出促進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計畫，確實讓中高齡及高齡的勞參率有所提升；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，二○一八年四十五歲以上勞參率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二一，二○二三年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六點三五。或許基於此一政策已然發揮成效，何佩珊訂下每年增加十萬人、三年增加三十萬人的目標，其用心值得肯定。

然而，對於中高齡和高齡者而言，延續職場生涯或是重返職場卻並非易事。日前某人力銀行公布的調查指出，高達百分之九十二的中高齡族群認為重返職場非常困難、有壓力，或是機會幾乎為零。去年的一項調查也發現，百分之八十三的民眾感覺職場上有年齡差別待遇。此一現象或許與中高齡者本身的工作技能或心態有關，但也反映職場環境對他們的友善度不足。

相對的，歸納台灣職場對於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就業障礙，大致包括缺乏合適職缺、健康狀況堪慮、較難安排長時間工作或輪值班、較難安排出差、專業能力需培訓、位階處境尷尬、想法與年輕族群有代溝等等。持平而論，這些問題都並非不能克服，但企業端與就業者端都必須敞開胸懷，磨合出共同可接受的方案；政府端則應針對中高齡及高齡提供更多職訓機會，讓他們增進或重拾職場技能，並多方協助媒合。

另一方面，近年來台灣婦女勞參率幾乎沒什麼成長，二○一二年以百分之五十點一九首度突破百分之五十，但是到二○一八年才突破百分之五十一，今年七月才好不容易越過百分之五十二。尤其是到了四十五歲以後，婦女勞參率急遽下滑，而且與中高齡及高齡勞參率一樣，四十五歲以後與日本、南韓、新加坡都是越差越遠。

婦女離開職場大多與家庭因素有關，而日劇《老菜鳥》中男主角的妻子，雖在婚後離開職場生育小孩，但因丈夫失業毅然重返職場；男主角則是被迫離開球隊的足球員，三十七歲的他歷經艱辛，終於在本非他專長的職場站穩腳步。美國電影《高年及實習生》，則是敘述退休上班族退而不休繼續協助年輕女老闆創業的故事。這些情節其實並非夢事，在台灣的職場同樣可以復刻。

中高齡及高齡、婦女延續職涯，不但牽涉政府有形、無形的鼓勵，也牽涉企業與謀職者本身的條件、能力與心態。既然台灣缺工問題嚴重，這三方何不放下刻板印象，攜手尋求共好之道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