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著基隆市长谢国梁罢免连署通过门槛，选罢法的修正又成为朝野攻防焦点。罢免门槛该不该提高？固然言人人殊，但近几年来，罢免几乎已变成政党间相互报复的工具，如果不严加规范，罢免势将更加泛滥，因此改善罢免制度不仅有其必要性，更有其迫切性。

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，其设计是希望使民选公职人员能自我警惕，并具有监督及汰换民选公职人员的功能。这并非我国独创，全世界许多国家，包括美国、英国、瑞士、日本及韩国等等，也都有罢免制度，只是规定不同而已。因此要说罢免一无是处，自然不太公平，但当前台湾罢免制度屡生争议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民国六十四年公职人员罢免制度完成之後，民选公职人员罢免案，绝大多数是由民进党及绿营人士发动提出，罢免制度的大幅放宽，也是在民进党主导下通过。

一○五年十一月，民进党藉著立法院席次过半优势，强行通过修正罢免相关条文，除删除罢免活动不得宣传之外，罢免提出门槛由总选举人数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；连署门槛由总投票人数百分之十三下修至百分之十；罢免通过门槛由选举人总数二分之一、同意票过半，改为同意票大於不同意票，且同意票多於选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一。换言之，罢免案的浮滥与诸多弊病，民进党正是始作俑者。

更引发争议的是，民进党和绿营竟然把罢免当成「仇恨动员」的工具，利用罢免打击对手，希望在选民结构有利於民进党，或是先前选举胜负接近的选区重新翻盘，至少也要让对手无法安心施政；韩国瑜是众所皆知的受害者，谢国梁则是正在面对罢免威胁的另一个案例。按照「山海公民拆梁行动」提出的理由，罢免谢国梁是因为他「未达成其承诺政见及各种招标活动争议」，包括他在选举时曾宣称，当选後将赠予基隆市民五万部Gogoro，最後变成仅补助不特定电动机车四万元；染疫者发送一万元现金，最後却仅限中低收入户；强行表决兴建摩天轮、举行超跑嘉年华活动、飞灰处理预算增加三亿、博爱停车场招标签约二十加十年等争议。

平心而论，选举承诺没有兑现，确实值得检讨批评，但若以此做为罢免理由，恐怕全台湾所有民进党民选公职人员，都难逃罢免的命运。试问，不管蔡英文、陈水扁或是曾任县市长的赖清德、陈菊、郑文灿、林佳龙，哪个人的政见完全实现？现任的民进党籍县市长又有哪一个敢保证自己的政见绝对不会跳票？

至於预算增加，几乎已是台湾的常态，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。这当然不值得鼓励，也应深入探讨其原因，并调查有无贪渎不法。不过，以此来提出罢免，未免有点借题发挥。试问，有哪个民进党籍县市长任内预算完全没有增加？

事实上，罢免案涉及的几个案子都已进入司法程序，其中最受瞩目的「基隆东岸商场」产权争议，法院初审裁定基隆市政府胜诉；至於博爱地下停车场重新招商，业者提出的投资与权利金额都比二○一一年招商案还高。无论如何，只要其中确有贪渎不法，的确应该严惩，但问题是在司法并无做成判决前就进行罢免，试问真若罢免通过而司法又判谢国梁无罪，届时如何补救？有鉴於此，罢免相关规定确有从严规范的必要。